5月31日，在“新质生产力·城市高质量发展”为主题的成经智库思享汇（第一期）上，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浩森指出，随着城市与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的深入融合，以及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快速重构，掌握科技产业话语权、贸易规则制定权和利益分配权的核心城市，通过建立起相关主体要素相互联系、相互依赖的生态体系，实现了整体地位的提升。

例如，成都通过搭建“5+N”产业生态体系，截至2023年，成功培育了9个国家级产业集群，在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连续跨越两个等级。这也是核心城市引领力不断加强的重要标志。

在各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，核心城市自身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联系不断加深。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军伟提出，极核城市（省会城市或经济中心城市）是新质生产力优先突破发展的“天然场所”，源于其面向国际和区域两方面的“枢纽”特征。

对于极核城市，刘军伟认为，它们可以通过自我发展、链接全球、引领区域来更好地承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，十分重要。只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高端产业有效聚集和发展，才能形成内生动力。要推动创新的全链条打造以及生态建设，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创新成果或创新技术在产业中的融合渗透，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。

成都市社会科学院成都研究院副院长郭雪飞指出，成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良好基础，但目前也面临一些突出挑战。在制造业领域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总体较大，但产业链较少。例如，集成电路规模全球排名第八，新型显示面板总产能全国排名第四，智能终端全国排名第七，但集成电路制造环节未进入全国前十；新型显示领域，成都主要为外地提供显示系统。

在航空航天领域，成都工业无人机排名全国第二，规模仅次于深圳，但仍存在一些短板。例如，航空领域尚未建立国家级创新平台，大飞机龙头企业之间合作较少，部分无人机还需要到外地进行测试。

事实上，无论是未来产业还是新兴产业，金融支持都至关重要。在研究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时，郭雪飞发现一些具有竞争力的企业，甚至是根植性企业，融资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，本地金融支持力度相对不足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，成都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提高。“一些具有未来潜力的产业亟需加快发展。”

成都已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。我们应提升政府引导力，因地制宜地发展，出台相关规划，引导各方共同推进，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。